2013年12月下旬的一天，在太原永安殡仪馆的告别大厅里，来自省内外的各界人士齐聚这里，悼念一位年逾九旬的老人，他就是为吕梁的建设和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曾任中共吕梁地委书记王国英同志。
王国英同志生于1922年3月生，晋城市人。新中国建立前参加革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先后任永济、夏县县委书记。在夏县任职期间，他组织群众大搞植树造林，工作扎实，成绩显著，成为全国造林绿化的先进典型。1974年12月调任中共运城地委副书记兼地区革委会主任。1976年12月调任中共吕梁地委第二书记兼地区革委会副主任，1977年4月任中共吕梁地委书记、地区革委会主任，1978年4月至1979年11月任吕梁地委书记、行署专员，1978年5月至1983年5月任中共吕梁地委书记、吕梁军分区第一政委。1983年10月后历任山西省供销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省政协常委兼政法委主任等职，1994年离休，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2013年12月21日在太原无疾而终，享年92岁。
王国英同志调任吕梁工作时，正值全国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时期。他怀着对吕梁人民的深厚感情，抱着改变吕梁落后面貌的一腔热望踏上了这块黄土地。他出生在农村，知晓农民的所思、所求和所为；他处事睿智，既善于带领群众向前，又舍得扑下身子给群众做出样子；他思维超前，能够深刻理解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既尊崇原则又实事求是、思想解放。王国英同志担任吕梁主要领导职务期间，正是吕梁地区干部群众思维观念转变和农村生产关系变革的重要时间，他以超前的思维意识，高屋建瓴的领导风格，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带领干部群众努力奋斗，艰辛探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展现了高尚的人格魅力，也为吕梁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走遍山区九县，确定建设方针。吕梁是全国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尤其是离石、中阳、柳林、交口、石楼、兴县、岚县、临县、方山等山上9县，自然条件恶劣，水土流失严重，土地广种薄收，人民生活困难，多数乡村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二三十元。如何改变吕梁山区的落后面貌，是王国英上任后首先考虑的问题。于是，他在1977年1月至3月三个月时间里，走遍了吕梁山区9县的169个人民公社和多数农村社队，进行现场调查研究，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据时任中阳、柳林、方山等县的县委书记回忆，那些天，他白天现场察看，晚上和当地干部总结研究对策，其工作力度和认真程度令他们自叹不如。经过3个月的调查研究和思考，他把治理吕梁山区水土流失作为突破口，结合实际进行了精心策划，之后经地委常委会议决定，形成了吕梁山区治理水土流失的“修地、植树、拦水、开路”八字方针。依据这一方针，首先组织开展了坡地荒地和公路两旁植树热潮。各县在国道两旁大搞植树造林的同时，都相应设立了造林基地；吕梁地直机关开辟了平顶山、龙凤虎三山造林基地，连续多年植树造林，成绩显著。王国英同志虽日理万机，但常常身居一线，从选树种、挖坑到培土一一进行指导，保证了植树的数量和质量。几十年后的今天，现今所见树木大多为当年栽种且这些树木已绿树成林，有力地改变着吕梁山区的生态环境和道路绿化环境；更重要的是，植树造林是改变山区生态环境重要方面的思维定势已在吕梁深深扎根。同时，在他的倡导下，横泉水库开始了历史上的第4次兴建，虽然后来由于资金不足于两年后停工，但所建二分之一大坝和溢洪洞成为后来于2004年第5次开始恢复建设后的基础性工程。面对吕梁山沟壑纵横，水土流失状况，王国英在组织领导开展植树造林和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的同时，十分关注流域治理，他先后邀请国家水电部、黄委会和山西省水利局为三川河流域综合治理进行典型规划，并建立了三川河流域治理总指挥部，亲任总指挥，具体领导三川河流域的综合治理工作，在三川河流域治理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推行，三川流域悄然兴起农民开始以户为单位，自发承包治理小流域。当这一情况刚刚出现时，王国英以其远见卓识，即看到其形式本身适合当地的自然特点和当前生产发展水平，符合农民治穷致富的要求，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他积极倡导，典型引路，积极推广了柳林县龙门垣公社、中阳县金罗公社、中阳县吴家峁公社、方山县神堂沟大队等典型社队的经验，使这一事物较短时间内在所属区域内推广开来。至1983年，这一作法遍及吕梁10县，总户数发展至8. 4万户，承包治理小流域2．04万多条，治理面积539万亩，农民不但通过治理小流域增加了收入，也改变了吕梁山区的恶劣的生态环境，因而吕梁山区受到国家和省的重视，这也成为吕梁后来响誉全国的“四荒”拍卖的雏形。
反思农村工作，纠正左的做法。上世纪60年代，大寨作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学大寨运动随之风行全国。由于大寨这一典型出在山西，山西就成了学大寨运动最盛行的省份，后来在学习运动中将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等一些“左”的东西移植过来，作为先进经验进行推广，产生了极大的副作用。至1978年4月，吕梁全区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的村子达到1498个，占生产大队总数的36.4%，规模之大，变化之快在全省毫不逊色，而过渡到生产大队核算的村落80%粮食产量都出现了减产，也是现实存在。王国英作为一位参与过农业学大寨运动整个过程的领导干部，既有对学大寨运动热烈响应，又有在学大寨运动中身先士卒，更有对大寨管理经验的热心推广，然而可贵的是他能在这些经历之后有冷静思考。1978年5月，《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拉开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序幕。6月30日，在王国英同志的支持下，中共吕梁地委宣传部召开了理论工作者座谈会，会议初步反思了农业学大寨运动一些“左”的作法给吕梁农村造成的不利影响。事后，《山西日报》以《恢复实践的权威才能正本清源》为题作了报道。同年10月下旬，中共吕梁地委召开理论工作会议，王国英同志作了长篇发言，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深度反思了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指出：按劳分配原则必须坚持，而贯彻这一原则的具体形式和方法，则应因地制宜，多种多样，哪种方法对发展生产不利，受群众欢迎，我们就应当采取。同年11月下旬，王国英在对石楼县韦家湾等11个公社进行考察后，在石楼县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进一步对吕梁在农业大寨过程中推广劳动管理等政策进行了反思。指出，1978年6月地委在临县开了一个学习大寨经营管理现场会，推广了大寨“一定四评”的经验，要求有三分之一的核算单位实行“一定四评”。经过几个月的实践，证明这个决定是脱离实际的，行不通的。同年12月，吕梁地委在下发的《关于搞好1978年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工作的几点意见》，提出，为了正确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过去我们在推广大寨劳动管理经验上，强调因地制宜不够，要求急了一些；今后具体到每个单位采取什么计酬形式，应实事求是地民主讨论决定。1979年2月14日，王国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旗帜鲜明地清除极流毒》的署名文章，文章联系实际，反思了多年在农村政治运动、落实经济政策和农业学大寨问题的“左”的做法，指出“旗帜鲜明地清除极左流毒，是当前农村工作拨乱反正的要害所在。”他是其时在山西境内第一位提出批极“左”的地委书记。其时，在山西真理标准讨论受阻、政治形势风云诡谲的情势下，他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和对学大寨运动的质疑无疑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时任中共山西省委主要领导曾严厉斥责他的标新立异，是与上级唱对台戏另搞一套，要他承担带坏班子的政治责任。王国英则据理力争，他深信中央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把党和国家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决定，就是要通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纠正“左”的那一套脱离实际的东西，团结一致向前看，努力开创新局面，同心协力建“四化”。而他的这些认识，也随着真理标准补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得到了印证，进而引发了吕梁境内农村生产责任制在全省范围内的较早推行。
推进思想解放，支持农村改革。1979年春，王国英同志和时任离石县委书记郭裕怀同志有幸进入中央党校学习，时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成为整个学习的主旋律。学习期间，他们回顾反思了多年来农村工作的实践，确立了在农村解放思想，积极推进农村改革，敢于试验和勤奋实践，以典型引路的方法探索农村改革的方向工作思路。也正是通过这次学习和反思，使王国英同志能以政治家特有的勇气，支持发展了吕梁境内“官办”和“民办”两种模式的农村生产责任制。
所谓吕梁农村生产制的“官办”模式是指一种有组织领导的探索农业发展形式。1979年秋，离石县委书记郭裕怀听到本县坪头公社党委秘书雒明谦私下议论在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设想，当即到坪头公社了解情况，认为，雒的想法契合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是求是”的思想路线，积极表态支持，并召开公社党委会，统一公社党委领导的思想。郭裕怀在会上明确支持雒明谦在农村推行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的意见，指示公社党委在本公社范围内先选定一些村子作为推行农村生产责任制的试点村。几天后，听取了汇报后的王国英同志与郭裕怀相随来到坪头公社，详细了解了雒明谦关于在农村推行包产到户责任制的设想和公社党委的意见，遂决定，赵家山大队为离石县委联系的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的试点，雒明谦不再担任公社党委秘书，专职负责赵家山大队的包产到户工作，同时兼顾指导碗圪台、虎山、李家山、寺沟、雒家庄、樊包头6个将要实行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大队的工作。之后，在赵家山等大队推行“包产到户”的第一年中，王国英和郭裕怀曾数次到赵家山大队指导工作，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保证了“包产到户”工作顺利进行。
雒明谦在吕梁地委、离石县委支持下，开始在赵家山大队推行承包责任制，他按自己的设想，把土地按好地、中等地、差地分别划分，确定产量，然后按人、按劳力、按产量分摊到个人头上，对队里的牲口、肥料等也进行了适当分配和进行报酬计算，推行了“以队核算、以牛划组、定产到田、责任到人、以户管理、全奖全赔”的联产到人的生产责任制。赵家山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后，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了极大的提高。“包产到户”第一年即1980年，粮食产量就达到50万斤，比1979年的28万斤增加了22万斤。1980年冬，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坪头公社各个大队均实行了更为彻底的农村生产责任制，即把土地、农具、牲畜都分给个人的大包干生产责任制，之后的赵家山大队粮食产量逐年提高，成了离石全县学习的先进典型。
从时间上看，赵家山大队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省范围内是比较早的（全省的农村生产责任制大规模的推行远在1980年秋之后），由于有吕梁地委和离石县委领导的支持，迈出了农村改革的关键一步，在联产承包责任制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这对后来吕梁全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普及意义重大。实际上，作为地委和县委领导支持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要冒极大风险的，除了这种做法在农村没有先例，也一直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时地委班子里就有人以反对“农民单干”为名强烈反对在农村试行联产承包，认为是在农村助长资本主义势力，要犯政治错误。但王国英认准了解放思想这条路子，排除了各方面干扰，坚定地支持离石县委试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使离石县委主要领导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地探索开展在赵家山试行的农村承包责任制，因此将这种形式称作“官办模式”毫不夸张。后来，又是在吕梁地委的支持下，1981年10月，离石县委将最早提出和参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原坪头公社党委秘书雒明谦破格提拔为坪头公社管理委员会主任。1983年1月，山西省委在全省各县县委书记中选拔省级年轻领导干部，王国英又以“坚定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全省较早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据力荐离石县委书记郭裕怀担任省级领导职务并得到省委常委的一致认可，开创了改革开放以来县委书记直升省级领导的先例。
所谓吕梁农村生产制的“民办”模式是发生于民间一种探索农业发展形式。正如人们后来总结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形式最先发端于人民群众。就吕梁而言，其时就有一个发生在方山县由群众自发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早在1978年冬，方山县峪口公社圪叉嘴大队在极度贫困下就秘密地自发组织开展了农业生产上的包产到组。他们按自愿组合的原则，每4到5户分为一个包产组，全大队共分为10个包产组；把地按组分下去，牛每组1头，羊每组1圈，各组按土地亩数确定年末上交队里的粮食，其余归组。实行包产到组之后，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有了提高，1979年，全大队粮食产量达到了12.3万斤，人均554斤，产量夺得了峪口公社第一。1979年冬，村里根据群众的普遍意愿，讨论制定出了统一计划、统一耕种、统一作物安排和分户管理的“三统一分”的办法，土地正式下放到户。就在圪叉嘴大队实行包产到组取得好收成、进而又实行包产到户的消息在峪口公社的山村大队传播之时。这一作法受到了地委某些领导的责难，责问时任方山峪口公社和方山县委出了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报告不阻止。在这种质疑声俱来、基层干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1980年3月上旬，王国英同志亲自到方山县峪口公社了解该公社部分大队实行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在听取峪口公社党委负责人的汇报后，主持召开了方山县委常委会议，统一县委常委的思想。王国英同志在会上明确表态：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实践的观点、群众的观点深入人心。峪口公社部分大队搞包产到户或到组，是个新事物，是群众意愿的体现。你们要允许他们大胆实践，只要解决了群众的温饱，受群众拥护，就是好办法。当晚，又召集峪口大队28个小队的56位正副队长进行座谈。会上，王国英同志又讲了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意义、效益及其作用，初步打消了农民群众的顾虑，也为后来更大范围开展农业生产责任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年5月下旬，王国英同志又到方山县峪口公社圪叉嘴大队调查研究，向大队革委会主任陈有良了解了村里包产到户后的生产、生活情况，并与冯来发、吕根贵、陈有勇等社员进行了个别交谈，鼓励他们要大胆地干，大胆地试，努力生产，多打粮食，改善生活，摆脱贫困。
王国英同志两次到方山县圪叉咀大队肯定和支持发端于群众中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对推进这一工作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力地鼓舞了群众生产积极性。从此，在吕梁地委支持下，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民办模式”如雨后春笋地在吕梁大地上成长发展起来，1980年底，全区3537个农村核算单位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群众自发组织的各种责任制形式已有十多种；当年，全区建立生产责任制的生产队，产量普遍比上年增产2成，3300多个山区贫困生产队有1300个实现了粮食自给，不再吃返销粮。至1982年，全区有92％的生产队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尤其是几十年来靠吃救济粮度日的临县、柳林、方山等县的社队粮食均实现了自给有余，实现的温饱。在这些过程中，就从吕梁农村生产责任制积极探索来说，王国英同志功不可没。
修建城区河坝，奠定离石城雏形。上世纪70年代离石成为吕梁地区机关驻地后，城区建设发展一直缓慢，机关单位被分割在东川河两岸，来去不便，由于防洪设施不完善，东川河两岸经常遭受到洪水侵害，极大了影响了离石城区的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王国英担任吕梁地委主要领导后，经过现场勘察和调查研究，决定在离石城区的东川河一线两岸修建河坝，这样一是有利于离石城区将来的发展，把主要建筑建在东川河的两岸；二是可以有效地避免河床内发大水时冲毁两岸建筑，可保护沿河两岩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于是，在他的动议下，1977年6月召开的地委常委会议作出决定，采用地方财政补贴和义务劳动的办法，在离石城区范围内的东川河两岸逐年建设防洪堤坝。动员修河坝不是一件小事，要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支撑。既然是公益性建设，修河坝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办法：对一些必要建设物质和技术人员采取购买和雇佣的办法；而对建设的辅助人员和运输工具则由相关义务提供。当年秋，在地、县机关党委的组织下，地、县直机关干部3000余人参加了修堤坝义务劳动。工程石料采自离石县车家湾和柳林县寨东两地，由机关干部开山取石；工程初期施工在专业技术人员指导下进行，在掌握基本技能之后，机关干部自行作业。其时，离石东川河两岸修坝工地上人声鼎沸，热火朝天，一片繁忙景象。在修河坝工程中，王国英等地、县领导亲自上阵劳动，做出了榜样；各级机关单位在人力物力上全力支持，机关干部积极参加修建，对工程的顺利完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77年，在东川河大桥东侧两岸建成了堤坝2000米，堤坝高6.4米，基础3.2米，底宽4米，顶宽0.6米，两岸坝距宽80米，奠定了离石城区东川河堤坝的基础。1978年夏，离石遭遇几十年未见的洪水，堤坝有效地抵御了洪水侵袭，修建的堤坝的巨大作用。之后，在地委的直接领导下，从1978年至1981年，地县机关干部又以义务劳动方式陆续修建了东川河大桥西侧至出河口的堤坝，并对东川河大桥东侧河两岸堤坝进行引申修建，共建成堤坝4000米。之后有关部门在建成堤坝两岸辟了滨河公园，成了人们休闲娱乐的场所。
1981年后，城建部门对离石城区东川河两岸堤坝逐年进行了续建、整治和加固，建成了七里滩到东川河出口堤坝8.9延长公里。之后30年，又陆续修建和完善了东川河和北川河坝，从而奠定了离石城区“一河两路东西、南北延伸的城市发展格局”。随着东川、北川河两岸桥梁的贯通和滨河大道加宽，如今的东川、北川河两岸的城区高楼林立，鳞次栉比，显示出都市应有的风韵，离石城区已成为吕梁山上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同时，堤坝的修建，在保障城区生产、人民生活的正常进行和安全汛方面，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形成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然而当人们享受着离石城区几十年来变化时，都不会忘记王国英同志当年带领机关干部修建河坝深遂眼光和实干精神。
1983年10月，王国英同志奉调担任山西省供销社主任，据说他是在放弃到组织部门工作机会而选择这一与农民和农村打交道工作的。许多人为他这样的安排鸣不平，但他却乐呵呵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继续以锐意改革的精神埋头于全省供销工作转型改革和发展，开创了上世纪80年代山西供销工作的新局面。1985年7月，王国英同志改任山西省政协常委政法委主任，1994年离休，居住于太原一座儿子给他购买的高层楼房安享晚年。
2000年，我受命主持吕梁地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吕梁历史纪事（1971—1997）》一书编纂工作，有幸采访了包括王国英同志在内几十位老同志。在我的采访中，凡是与王国英同志有接触和共过事的人都对的他人格魅力、实干精神、宽广胸怀深为钦佩，包括一些对他有成见的人，都认为历任地委书记中王国英同志是一个有高尚人格魅力和脚踏实地工作的实干家，2001年2月，我怀着崇敬和忐忑不安的心情采访到他时，听着他如数家珍讲述在吕梁的经历和只讲别人功劳很少谈到自己作用的介绍，看着他表露出的对吕梁人民深厚感情。从这些点滴的接触中，我认识了他的人品、官品，也深为吕梁曾经有过这样一位敢想、敢作、敢为的领导而庆幸，更为他随遇而安、淡泊名利的高尚人格深感敬佩。在我看来，王国英同志是一位凡谈及吕梁建设和发展史时必然要涉及到的一位历史终归绕不开的重要人物，应受到人们尊重和怀念。
2013年12月21日，王国英同志在太原逝世。我身为一介乡民，既不曾熟识共事，又无身份地位，但仰慕他人格魅力和不朽业绩，在闻知这一不幸消息后还是自愿于12月26日到太原永安殡仪馆为他最后送行。望着省内外及吕梁领导集聚而来，听着他的生平介绍，看着他覆盖党旗的慈祥面容，我深为逝去一位曾经为吕梁建设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老领导、老同志、老前辈感到无限悲痛，也深为他在儿女的关怀下安享晚年、高龄辞世感到欣慰。
王国英同志永远活在吕梁人民心中！
写成于2014年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