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发改委、教育部、民政部、司法部等12个部门于近日联合出台了《关于改进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工作的意见》，明确了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材料的范围。要求，“凡是公民凭法定身份证件能够证明的事项，公安派出所不再出具证明”、“无法律依据不得让群众到派出所开证明”。
《意见》并不长。落在纸面上的，是应由派出所开具和不需要由派出所开具证明的29种具体情形，解决的是“要不要开”“能不能开”的问题；落在纸面外的，则是一场关系12个部委的配套改革，解决的是“由谁开”“怎么开”的问题。和以往简政放权的改革一样，看似一张纸的存废，背后却涉及部门职能的理顺和权力清单的厘清。
这项改革备受关注，有民意长久铺垫的原因。去年此时，两地派出所怒斥奇葩证明的新闻正在舆论场上翻滚。一则是，湖南一67岁老人因老年证丢失，被要求到派出所开具“丢失证明”。负责此事的冷水江同兴派出所喊话当地民政局：“纯粹是增加老百姓补办证件的麻烦”“多为老百姓干点实事吧”。
另一则是，云南一位28岁的女士在外地买房时，被要求到老家派出所开具“无犯罪前科证明”。盐津县普洱镇派出所民警在开具证明后附言批评：“老百姓买房也要无犯罪前科，难道有犯罪前科的就不可以买房吗？贵单位凭什么立此项规定？”两家派出所的犀利点评，都曾收获点赞无数，都曾被评价为为民代言。民众长期为奇葩证明所苦的情况，在这两桩新闻所引发的舆论中可见一斑。
当时曾有评论感叹，“让老百姓少走弯路，不能仅靠派出所喊话”。现在正好一年过去，力图变“喊话”为制度的改革开始落地。这可以看成简政放权进程中一个自然而然的步骤，也可以看成对公众诉求的回应性改革，但不管怎么说都透露出一种社会治理思路的转变：从以证管人、以证控业转变为以证服务；从以管理部门为本位转变为以服务对象为本位。
近期类似的改革并不少。7月初，北京、上海开始受理身份证异地补办，身份证异地受理制度开始落地；7月中旬，权威消息称，国家将在取消319项职业资格基础上，再精简合并撤销一批职业资格，让取消的数量达到国务院部门设置职业资格总量的70%。说起来都是几纸证明的事儿，但背后的治理思路不同，效果上就有了“惠民”和“扰民”之分。
这也说明，一旦确立以敬民之心、行简政之道的原则，一旦真正把“以人为本”作为行政伦理和硬性标准，以前所谓的“不好办”“太复杂”“难落地”就都成了托词。建设基础信息库、构建信息共享制度的技术性问题不再是问题，打破部门之间的壁垒、按新的治理方式理顺职能也不是达不到的。公众日常生活、学习、就业、创业、办事的观感是一把尺子，这把尺子要真能硬起来，大概任何政府部门自身的“不便”和“麻烦”最终都能有办法消化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