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兆云创作了一部抗日题材历史长篇小说，取名《我的国籍我的血》（福建人民出版社）。这个书名，或许已向我们透露了一般的历史写作可能存在的双重维度。“国籍”是一种身份编码，是一种凝固的、有案可稽的话语背景，代表了一种不可更改的“历史真实”；而“血”是一种生物密码，是一种流动的、充满想象的个体实践，代表了一种重新创造历史的冲动——像历史学著作一样无懈可击，同时又要有文学作品的想象性叙事，这大概就是作者预设的写作目标。
在这部以全知视角贯穿始终的小说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两个不同身份的写作者在交织说话。一个是冷静的历史叙述者。他穿梭于纷繁复杂的史料之间，试图将李友邦带领台籍同胞组成抗日义勇队在大陆参战的一段史实钩沉出来。写作者以极大的耐心完成从一个材料到另一个材料、一个事件到另一个事件的勾连与缝合，因而他的节奏是缓慢的。
另一个写作者则是充满了理想热情的诗人。他试图以诗性逻辑来重新想象、构建历史的可理解性，赋予客观的“历史真实”以某种道德温度，并揭示出历史学家不曾看见或无法言说的另一种历史本质。为此，这部小说出现了一个与李友邦这个真实人物具有对等意义的虚构人物——郑中原。诗人的写作不可避免地向诗性逻辑的一端发展，也就是化繁为简，省略实证的推理，以加速节奏完成超越表面真实的叙述。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特别的文本：那个由诗性逻辑主导的、形象丰满的虚构人物郑中原，抢在历史真实人物李友邦之前，成为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但在第二章的结尾处便终结了自己的生命，仅占全书1/4的篇幅。
在诗性逻辑结束的地方，“史诗”开始了。作者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写作这部小说，显然是为了见证一段真实的历史。因此，李友邦带领台籍同胞在大陆参与抗战的史实，才是作者谋篇布局的主材和主线。前面两章铺开的想象性叙事，不过是为了更加隆重地迎接李友邦的出场。但这并不意味着诗性逻辑已完全退出叙述进程，它变成一条暗线潜伏在文本之中，正如无数个隐性的“郑中原”反复出现在小说中一样。
但是，对于读者来说，作者的意图已经不重要了。即便是再深谋远虑的作者，也无法改变文本一旦脱手便独自飞翔的事实。就客观结果而言，在这部小说的第二章和第三章之间，出现了一条“黄金分割线”。这条线具有双重功能属性。其一是断裂属性，它在文本内部制造了一个错层，从而有助于我们从一条裂隙进入文本深处，勘探出隐藏在小说背后的两个写作者和两种叙事逻辑；其二是连接属性，它将双重构造的文本焊接起来，从而整体呈现出其内部可能存在的双重书写模式和观念世界。
这或许不是钟兆云有意为之，但它确凿无疑地存在于小说中。由这条分割线，我想到了萧红的《生死场》。这部小说前面2/3的篇幅都用于描述东北两个村庄老百姓的日常人生，贯穿着带有萧红印记的诗性逻辑；而到了后面1/3，小说突兀地转向了抗战主题，也就是进入了一种历史叙述模式。盖因其时抗战爆发，受时局影响，萧红已很难将前面的诗性写作延续下去。在两部作品的相互参照中可以发现，这条黄金分割线不仅标示了一种特殊的小说构造之法，而且有助于我们探访潜藏在文本底层的观念世界，以及文本与作者、与时代的复杂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