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阅读史，每一个职业都有其自己理想的阅读史。读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根据自己的职业和兴趣，选择一些能够帮助自己成长和发展的书籍，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努力学会做的事情。
与许多农村的孩子一样，我的童年基本上没有什么阅读生活。虽然父亲是一个小镇的小学老师，教音乐和数学，但是身处那个物质相当匮乏的年代，家里也几乎没有什么藏书。
上小学以后，我认识的字多了起来，就开始主动找书读。记不清从几岁开始，我突然迷上了读书，而且一开始就与许多喜欢连环画的小伙伴不同，迷上的是厚厚的大书。那个时候，书非常少，又是在偏僻的乡村，找到的大部分是没有封皮、没有结尾的残缺不全的书，但我照样读得津津有味。虽然不知道书名，书中的情节还是强烈地吸引着我，甚至因为没有书皮、缺乏结尾，我不由自主地揣摩书名，自编结尾，反倒激起了更多的阅读乐趣。长大以后才大概知道，那些书大约是《林海雪原》、《青春万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
由于母亲在招待所工作，我们全家就住在招待所。南来北往的客人，经常会有一些随身携带的好书，我就缠着他们借阅。因为这些客人往往第二天就要离开，我就逐渐养成了一目十行的本领，快速阅读这些得来不易的书籍，有时候几个小时就可以大概浏览一本书的内容。当然，这也让我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读书不求甚解的坏毛病。
进入中学以后，读得最多的是《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诗词》，也开始阅读一些能够找到的文学杂志和诗歌。我对诗歌有着天然的兴趣，记得还用毛笔抄录了一本无名的长诗，用笔记本摘录了许多描写人物与风景的片段。那时候，与许多少年一样，不知道天高地厚，我做起了作家梦，津津乐道地与班上的一名姓郭的同学写诗唱和，用“过江”、“过海”等笔名写了《车轮滚滚》等小说，还积极向报刊投稿。反正那时投稿不用贴邮票，只要在信封上面写上“稿件”“邮资总付”的字样就行了。
我真正的阅读是从大学开始的。
我是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被录取在江苏师范学院（现苏州大学）的政史系。按照当时情况，如果没有意外，我毕业以后应该是一名中学政治或者历史老师。一开始也没有明确的读书目标，班上的同学，来自五湖四海，有一些老三届的学生，学问好得让年轻的老师也自愧不如。我经常是看他们读什么书，自己就去借什么书。第一年的时候，看得最多的是《中国历代诗歌选》，从《诗经》《陆游诗选》读到《龚自珍诗选》，再看普希金、雪莱、泰戈尔，也尝试背诵了一些古代诗词与现代诗歌，但往往是随记随忘，只有一些名句名段有些印象。第二年，是我阅读比较自觉的一年。我有一个同桌刘晓东，父亲做过教育部副部长，当时是一个省的省委副书记。他告诉我，从书上学习的东西，要比从老师那里多得多。所以，他基本上是自己泡图书馆，老师的课基本上不听。我不敢如此“猖狂”，但是，我们俩一起真正进入了图书的海洋。先是看历史书籍，《光荣与梦想》、《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通史》、《中国通史》等，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再后来是读商务印书馆的那套西方名著译丛，从卢梭的《爱弥儿》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从福泽渝吉的《劝学篇》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虽然许多著作并没有真正读懂，囫囵吞枣，不求甚解，但是那毕竟是精神充盈的岁月。那个时候，我自己的借书卡不够用，就借同学的卡，每星期从学校图书馆捧回一大堆书，每次还书的时候，管理员经常笑着问：“都看完啦？”
在读这些伟大著作的同时，名人传记也开始成为我的案头必备，《林肯传》、《拿破仑传》、《罗斯福传》、《居里夫人传》、《马克思传》、《海伦·凯勒传》……从每一个人物身上汲取精神的力量，成为我为自己充电的必修课。后来，我又读完了学校图书馆里所有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传记。给我影响特别大的一本人物传记是日本医学改革家德田虎雄的自传《产生奇迹的行动哲学》，这是上海人民出版社“青年译丛”的一本，讲的是德田虎雄怎样从一个日本农村的普通孩子成长为优秀的医学改革家的故事。这本书告诉我，追寻自己的梦想，任何人都能够创造辉煌；追寻伟大的灵魂，我们也可以走得很远。一直到今天，阅读名人传记仍然是我日常的功课。
考虑到自己今后要做教师，从大二下学期开始，我有意识地阅读了许多教育学、心理学的著作。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前苏联的教科书，从凯洛夫的《教育学》到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教育文集，看得最多是马卡连柯的《教育诗》，做了许多笔记。结果，在学校选择部分学生去上海师范大学进修教育学心理学的时候，这些笔记发挥了作用。我让系总支书记相信，我是真正地热爱教育学与心理学的。
真正系统地阅读教育学心理学著作，是在上海的那两年。给我们开课的老师，都是大师级的人物，华东师范大学的陈桂生教授、邵瑞珍教授，上海师范大学的李伯黍教授、陈科美教授、燕国材教授、吴福元教授等。吴福元教授是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等重要著作的翻译者，我们的心理学原著翻译课程，就是他手把手教的。燕国材教授，则把我带进了中国心理学历史的领域。那两年，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从《尚书》、《周易》、《论语》、《孟子》、《春秋繁露》、《论衡》、《韩愈集》、《柳宗元集》到《二程集》、《张载集》、《陆九渊集》、《朱子语类》、《四书集注》、《陈亮集》、《叶适集》、《王船山全书》、《戴震集》等中国古代经典，以及顾树森、毛礼锐、陈景磐等人的中国教育史著作。这为我1990年完成近100万字的《中华教育思想研究———从远古到当代中国教育科学的成就与贡献》一书奠定了基础。
1997年底，我离开了大学，到苏州市政府担任分管教育、文化和社会事业的副市长，我的读书范围更加广泛了。首先，我为自己订阅了分管领域的主要报纸和刊物各一种，如《中国教育报》、《人民教育》、《中国文化报》、《新闻出版报》、《中国妇女报》等，了解这些领域的动态与情况。其次，我开始阅读管理学与经济学的一些书籍，《有效的管理者》、《西方管理思想史》、《一分钟经理》等，很长时间是我的案头书。我主编的国家“十五”重点教材《管理心理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个时期的阅读。为了完成博士后的课题，这个时期，我还阅读了大量关于城市管理的论著。在本世纪初叶，我带领博士生、硕士生团队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心智——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成果达120余万字，并且在2015年获得了中国软科学奖。
2002年，新教育实验在苏州玉峰实验学校正式启动。我的阅读生活有一部分与新教育实验的进展紧密地联系起来，与新教育共同体的阅读紧密结合起来了。读《从优秀到卓越》，我为新教育人写下了万余字的读书笔记《新教育，如何从优秀到卓越》，读《如何改变世界》，我对新教育实验的老师说《我们，也可以改变世界》……我的阅读不仅和写作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和新教育实验的行动也紧密相连。这些书不仅给我提供了养分，也给予我同行的新教育人提供了动力。随后几年配合新教育实验的进展，我不仅阅读了大量相关书籍，更反复、深入阅读了《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儿童人格教育》、《教育人类学》《给教师的建议》、《教学勇气》、《第56号教室的奇迹》《幸福的种子》、《图画书》、《有效教学方法》、《学校是一段旅程》、《相约星期二》、《一生的学习》、《有效课堂》、《教学框架》、《夏山学校》等著作。
2002年，我和李镇西博士等创办了教育在线网站以后，读帖也成为我每天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天清晨，打开电脑，到教育在线与老师们交流，看帖、留言、发帖，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及时地了解教师的喜怒哀乐、所想所思。网络读帖是阅读生活的一种有效方式，我的许多人大建议案和政协提案，都直接来自于老师们的故事和建议。新教育实验开始以后，阅读老师们的生命叙事和成长史，也成为我读书的重要内容。几乎每一天，都会收到老师们希望我为他们即将出版的著作写序言的来信。2014年，我把这些序言编成了一本小书《教育的诗意———朱永新教育序跋录》。
2007年底，我调民进中央担任专职副主席。角色的变化要求我的读书生活也要随之调整，因此，我先后阅读了《大国的悲剧》、《世界是平的》、《美国精神的封闭》、《娱乐至死》、《大趋势——2020年的世界》、《货币战争》、《大国的崛起》、《六个为什么》、《灵魂不能下跪》、《人类的敦煌》、《苦难辉煌》、《中国震撼》、《领导干部国学大讲堂》、《曼德拉传》、《邓小平时代》、《看中国》、《论中国》、《习近平论治国理政》等一大批政治理论书籍。
新教育实验发现，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阅读史，每一个职业都有其自己理想的阅读史。读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根据自己的职业和兴趣，选择一些能够帮助自己成长和发展的书籍，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努力学会做的事情。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总有一些伴随着我们前行的书籍，这些书，如日似月沿途相伴，让我们不再胆怯，不再孤单，坚定地行走着，跋涉着。
（作者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叶圣陶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新教育实验发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