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28日10:27 来源：河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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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改革牵涉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无疑是三中全会中最受关注的改革之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必须加快社会事业改革，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满足人民需求。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目前，我们在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有哪些？要实现“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的目标，应当遵循的原则是什么？路径在哪里？本报记者为此专访了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教授。
推进改革应把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结合起来
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您是如何看待《决定》对未来收入分配改革的指引作用的？
蔡继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在以往有关收入分配改革的讨论中，我们一直强调改革的系统性，即主要关注收入分配系统本身或社会保障系统本身等，但是，收入分配改革是涉及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改革等民生建设和社会治理、市场体系健全等各个领域的全面性的改革，只讲系统性和单由某些主管部门制定政策是远远不够的。这次公报明确要求把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结合起来推进改革，在认识和指导上上了一个新台阶，这对于全面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实施标本兼治意义重大，拓宽了我们的眼界。
破除城乡收入差距大、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社会保障制度分割的痼疾
记者：收入分配改革问题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对这方面的改革期望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您认为，在收入分配领域，我们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蔡继明：首先，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处在高位徘徊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在2000年至2009年期间出现了明显扩大，城乡居民收入比率从2.78倍上升到3.33倍，2009年为历史上的最高水平。3倍以上的城乡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的基本现实。
其次，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从本世纪开始，一些垄断行业的工资水平出现了快速增长，现在他们的平均工资水平大大高出了全社会平均工资。比如，2011年金融业平均工资收入比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高出94%；而在北京金融业平均工资收入是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2.3倍，是制造业平均工资的3倍以上。
再次，社会保障制度的分割造成不同人群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这方面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不同的退休金制度带来了老年人退休收入的巨大差异。公务员退休保障制度是最好的一种，其次是事业单位人员的退休保障，还有是企业单位退休制度，最差的是无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障制度。
兼顾效率和公平，增进人民福祉
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那么，您认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应遵循怎样的原则？
蔡继明：化解我国当前的财富分配不公，要坚持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原则，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创造机会公平竞争环境，维护劳动收入的主体地位，要坚持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二次分配要注重民生和服务，要努力使最弱势群体的福利逐步改善；三次分配要讲爱心，要提倡先富裕起来的阶层增强社会责任感，积极投身慈善事业，促进共同富裕与社会和谐。
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之所以出现严重不公的现象，是因为强调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这种认识有失偏颇。很多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都奉行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原则，但其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同样高于我国，而我国上述收入分配不公，恰恰反映了报酬与贡献的不一致，是对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原则的限制和背离。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之所以出现严重不公的现象，是因为强调了效率优先、兼顾平等。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果真贯彻了“效率优先、兼顾平等”，在初次分配领域就应该坚持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使报酬与贡献相一致。然而，存在于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的上述不公现象，由于报酬偏离了贡献，不仅导致其结果的不平等，而且抑制了各种要素所有者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从而严重降低了效率。
深化改革，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记者：我们刚才谈到了建立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的原则，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具体路径在哪里？
蔡继明：财税体制改革。它是收入分配改革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涉及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在《决定》中，也多次谈到财税问题。在初次分配中，通过“改革税制、稳定税负”等，可合理减轻企业和居民的税费负担，进一步理顺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促进提高居民收入比重。在二次分配中，通过“明确事权、透明预算”等，有利于协调平衡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促进事权与财力的平衡，同时有利于控制行政经费，减少财政资金的“跑冒滴漏”，把纳税人的钱用在刀刃上，更多用于民生建设，从而为加快实现全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财力支持。
此外，改革矿产资源税费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我国矿产资源税费水平过低，根据不同的矿产资源，只按其销售收入的0.5%-4%征收，而国际上多数国家、多数矿产资源的权利金费率都保持在2%－8%。我国的石油、天然气、煤炭、煤成气等重要能源的补偿费都只有1%，而国外石油天然气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率一般为10%至16%。过低的矿产资源税费，不仅导致我国矿产资源过度和过早开发以及使用浪费，而且不能使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和产业优势，从而进一步拉大了东西部之间的收入差距。
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让农民分享现代化的成果。全会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业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目前，中国低收入人群主要集中在农村，通过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将从根本上促进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农民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拥有更多的资金和财产权，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保障获得与城镇居民相同相近的福利待遇，这对缩小城乡居民之间收入财产差距具有根本性调节作用。
解决垄断行业收入过高问题。全会提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此基础上，部分企业依靠行政权利或政府片面扶持获取市场好处就难以为继了，想轻易拿高收入就困难多了，而非公经济中的中小微企业就可凭自身努力与其他企业平等竞争，并在竞争中生存发展了。这就为根本消除行业、企业之间不合理收入差距提供了基础。（记者 李力）
（网络编辑：贺立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