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国家设立“中医药节”

民进吕梁市委副主委、吕梁市人大常委、吕梁市中医知名专家郭向勤认为，国家应设立“中医药节”。理由如下：

   一、中医学蕴涵着丰厚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文明的见证。

中医药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我国各族人民在生产、生活以及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吸收我国古代“诸子百家”的学术成果，特别是儒家、道家等的对自然的认识，强调“天人相合”，顺应自然。中医认为对人与自然的解释正与此同，如中医认为人应和自然相适应，与自然是整体，“人与自然相应也”；人应和社会相适应，与社会是个整体；人的内部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皮毛筋骨等是一个整体等等。可以说中医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对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化起到了承载作用。一定程度上，中医药是中国优秀文化的代表，也是东方科学的代表，更是健康医学的代表。

二、中医是世界医药史上独一无二的瑰宝。

我国中医药的发展是在艰难困苦中不断发展的，经过历代有识之士的不断实践和完善，形成了它独有的理论体系，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医学之一，并且随着我国在世界上影响的增加而增加，中医药在世界各国的日益传播和普及，也提高了我国在世界的影响。

三、中医遭遇西医冲击，曾经在国内逐渐受冷遇。

西方医学传入我国以后，中医遭遇了一些非议，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尤其是在民国时期，曾经出现过废除中医的闹剧。1929年2月23日，在当时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的授意下，新组建的中央卫生委员会在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褚民谊主持，通过了留日医生余岩和汪企张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之障碍案》。这项法案尚未公布即引起中医界乃至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同年3月17日全国17个省市、242个团体、281名代表云集上海，会同上海医界同仁共1000余人，聚集于上海总商会大礼堂，召开全国医药界代表大会。并把3月17日做为“国医节”。随后推选代表去南京请愿。之后当时的国民政府迫于社会压力，宣布此法案作废。并在1936年1月22日颁布《中医条例》，给中医以合法地位。但是这次事件，使中医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四、中医越来越受到西方国家的认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对中医药工作的重视和政策的保护，中医药事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改造了旧的中医药人员，各地并成立了中医药院校，培养了一大批中医药人材。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三级医疗网的建设上，尤其是借助于“合作医疗”形式，上世纪六七年代初步解决了我国城乡人民群众的基本卫生保障。目前中医药学被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接受和广泛使用。在防治某些传染病中中医药发挥了它独特的疗效，也被世界各国所认可。

五、中医在“新农合”中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建设过程中，中医药也将发挥它应有作用。中医药是我国特有的医学体系，受到我国人民的喜爱和接受，尤其是广大的农村，中医药有它广泛的市场。

因此设立“中医药节”，可以进一步加强各级政府对中医药的重视；可以进一步扩大中医药学的影响，弘扬中华文明成果，扩大对外交流；可以进一步调动中医药人员对中医药学的研究和运用，可以促进中医药的科学化，促进我国人民对中医药学的进一步认识，促进中华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使我国各族人民的民族意识进一步加强。这样中医的健康保健养生原理深入人心，有助于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养生方式的普及推广，对构建和谐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网络编辑：李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