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把应该由社会和市场发挥作用的真正交给社会和市场。社会需求总是呈现多层次和多样性。怎样确定政府的责任范围、划分政府与市场的界限，这是社会事业领域改革必须明确的一个问题。当前各方面反映公共服务领域政府包揽多，社会资本进入难。政府把责任和保障面定得过宽，不仅会降低保“基本”的能力和水平，还会影响社会各方面参与发展社会事业的积极性和活力。各项社会事业都应当区分“基本”和“非基本”。“非基本”的社会事业交给社会和市场，通过发展相关产业，满足多层次、个性化的需求，政府要履行监管责任。现在看，政府办了许多应当交给市场和社会办的事。使用公共资源办高档服务，满足少数人的需求，会加剧分配不公和社会不满。少数人的需求也需要满足，但应当交给社会和市场。这次新医改的最大特点，就是区分“基本”和“非基本”，政府主要保“基本”，包括基本保障、基本医疗、基本公共卫生和基本药物，强调人人有基本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医药卫生服务。高档的、选择性的、个性化的医药卫生服务要逐步交给社会办，由市场调节。教育、科技、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都要这样做。对此，思想要解放一点，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在社会事业所有领域，都要进一步放宽准入，调动全社会参与的积极性。这样不仅可以为社会资本开辟更大的投资空间，利用社会资本加快社会事业发展，同时也有利于政府集中力量办好该办的事情。

　　第三，由政府保障的基本公共服务，也要深化改革、提高绩效。在服务提供上，应该更多地利用社会资源，建立购买服务的机制。要逐步做到凡适合面向市场购买的基本公共服务，都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不适合或不具备条件购买服务的，再由政府直接提供。要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建立非营利性公益服务机构。各类社会机构和企业愿意参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只要具备资质、符合条件，就应当鼓励进入。政府择优为人民群众购买服务，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就会逐步形成有序竞争和多元化参与的局面。这样就能有效动员和综合利用社会资源来加强和改善基本公共服务，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